原文刊登于《看电影》2024年11月刊，卷首语，作者为杂志主编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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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6世纪中叶作为《西游记》的成书时间，那么至今已经过去了约450年。这450年来，古殿檐头朱红褪去，将军府邸雕栏散落，五行山上花开了一季又一季，可是每当走到那个最重要的节日，无论是回望这一年的种种还是眺望新的一年，中国人都会想起孙悟空。 450年来，由纵至横，从空到有，最终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路途中遇见了他。
在孙悟空身上，中国人看到了叛逆和忠诚、出世与入世这一系列可能激烈对撞的元素以及由此牵扯出的复杂的价值体系，如此温柔又理所当然地共存于一体。
这个动则打上凌霄宝殿的齐天大圣，最终成为孙行者，他本可以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腾云而去，但他决定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过那命中注定的、苦难的、困厄的、险象丛生又不失欣喜的十万八千里。 我们不知道，在走过十万八千里后他悟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自从戴上了金箍，这个妖猴就浪子回头、立地成佛。
他是一个生而自由的猴子，他对自由的追索，有着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每一个笔划里都藏着秘而不宣的中国人的一生。
几百年里，《西游记》被一次又一次阅读和重塑，有人看到了崩坏，在重塑的模型里就漾起了讨伐之声，如郭子建的[悟空传]。有人看到了不平，在不平则鸣的金鼓声里，田晓鹏绘制[大圣归来]。只有周星驰看到了这个猴子的不甘和抚平不甘后的平和，孙悟空挣脱命运又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过程，像是某种不可名状的神秘主义的一环。 他八面威风大闹天宫的个人英雄主义，不过是后来收敛了芒刺编织进西天取经的集体主义的一个迂回。其火星四溅的生命过程无缝嵌进一个更为磅礴的历程里，他用14年时间走过八十一难的种种成为几千年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写。
这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之所以被人记住并一遍遍用回忆去唤醒他，不在于之前的大闹天宫，也不在于之后的取回真经，而在于他一步步走过十万八千里的这一过程。这个伟大的过程，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意义中最大的意义所在。
在这一过程里，他不是原谅了一切，而是理解了一切。真正知晓了众生皆苦、万物有灵，终于明白他不是活在花果山上，也不是活在御马监里，而是活在由花果山、御马监、八十一难的路上等组成的一整个世界里。
我们无从分辨在五千年的哪一时刻，但一定是在某一个伟大与世俗齐头并进的刹那之间，这个齐天大圣，这个一路西去的行者，放下了些什么，捡拾起一些什么，而这也 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命运攸关的一刻。
在这轰鸣作响的放下与擎起之间，在这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广阔和复杂之间，一种悲悯和另一种悲悯交汇，首尾衔接、循环往复，我们将这种闪烁于不可知与不可不知、不可得与不可不得、不可说与不可不说之间的光，称为天命。